最后，客观理性要求警察的行为有法可依，且有效地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法律的统一性是良好法律秩序的前提。[4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2018年2月28日。
陈明辉：《国家机构组织法中职权条款的设计》，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2期。比如，拘留处罚可以按公民和外国人，分别由县级公安局和设区的市公安局管辖。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国事权纵向分工配置的根本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即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部门起草+部门利益，就形成了所谓的部门立法。[20]同前注[15]，周公法文。地方立法工作的加强与立法质量的提高，不仅需要强化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能力，而且应当不断加强立法监督，推进备案审查工作。
近年来，我国备案审查工作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十九大报告均明确要求加强和健全备案审查工作。[32]立法作为一种国家权力运用的活动与结果，其预设目的内蕴着对于正当性（legitimacy）的诉求。（三）考察规则设计的效用目的审查 立法者对自身的立法活动中需要引入的立法事实判断以及所选用手段有裁量权。这种判断意味着审查在判断方式上超越了单纯的规范文本融贯性比对，而对《保护条例》的规定内容予以了综合理解。
其一，缺乏审查基准的统一标准，损害立法监督本身的权威。这种方案主观上展现了审查机关面对不同审查对象及立法事实问题的态度，客观上也为自身的审查活动确立限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称之地方性法规审查，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审查，而不涉及其他有权主体的审查活动。（二）学术界关于审查基准的认识莫衷一是 与官方话语不同，学术界对审查基准的相关讨论早已持续多年，但始终没能形成合理的共识。[16]李丽：《违宪审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纪念82宪法实施30周年（下）》，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18日，第1版。[12]甚至有研究者遵循工具之说，提出通过定量数学分析方式，以数学工具构建审查基准。
二、根植于权力关系的合目的性审查基准 立法审查不仅要对下位法作出是与否的价值判断，而且需要按照下位法牵涉的立法事项类型来决定审查活动本身的介入程度。在开展审查活动时，出于对地方人大决策权能的尊重，作为中央立法者的审查机关必然倾向于介入与自身关联性较强的事。其二，限缩审查活动的范围，影响审查工作的效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相关审查建议作出认定：《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70条（修订前第48条）的规定与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的立法原意不尽一致。
其二，规则设计时立法事实判断与整体立法目的不符。根据《通报》，甘肃省政府法制办明知相关规定不符合中央要求和国家法律，但没有从严把关。
此外，尽管事项发现是审查基准运用的首步，但并非审查活动的第一步骤。当前在审查实践中不断彰显的立法监督权能，正伴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呈现从弱至强的蜕变，同时，一个国家机关的权力范围是以功能所确定的权力核心领域向外延伸的。
因此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开除或辞退完全可以囊括在纪律处分的语义范围内。（三）应从实践中总结科学统一的审查基准 官方的表达和学术研究成果，已然为审查基准的确立提供了认识基础，但其尚未触及审查实践的真实需求，往往难以回归制度应用。所涉事务与中央联系越紧密，涉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统一，则中央立法机关予以介入程度就越深，审查强度便越强，此时会进行价值目的审查，对有关立法宗旨进行正当性评判。当前我国审查活动之不确定性并非是缺乏对案件具体情形等类型的总结。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这种审查标准尚不足以充当审查基准，其实质是用于判断地方性法规是否存在这些违背的情形，进而决定是否启动相应的审查程序，意在解决可否审查的问题，却无法用于指导审查工作的后续开展（若用刑法中的概念来类比，这些审查标准所列举的具体情形只是罪状，是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但罪状规定本身不能直接导出具体的定罪量刑，后者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情节严重程度来判定）。（二）我国合目的性审查的层次内涵 实际上，我国针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工作内在原理与各国有相似之处——都是央地关系与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之关系的综合体现。
[19]审查基准作为法律术语一词最初源于日本宪法学者在讨论相应问题的翻译，后这一概念传入了我国台湾地区，也使审查基准这种法学概念逐渐为我国学界所接受和沿用，但至今这一概念未见于我国法律规范。对地方属性较强的事务，则会倾向于较弱的干预。
立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制统一的要求。科学立法的要求，不只是及于对立法事实判定的科学性，即认知层面合规律性要求，更要求立法具备规范设计，符合其设计效用的科学性，即实践层面的合目的性要求。
[37]《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对从事家畜产品规模化销售设定了行政许可，对未按规定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对从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贮存、运输服务的经营者未按规定备案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
合目的性理念包含着一种目的-手段相称要求：科学立法要求一种建构设计符合其设计效用的效用价值。（一）从制度起源看审查基准的权力关系基础 审查基准并非本土概念，[19]而是源自美国司法审查中的the level of judicial scrutiny以及Standards of judicial review，具体是指司法机关在审查活动中运用监督权力的层次区分和标准尺度，它形成于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权利保护与司法审查权运用技术的长期总结，目前在各国的具体实践可分为三种典型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和《立法法》等涉及备案审查制度的法律中，只有审查机构、对象情形、启动程序等内容，从未对审查基准（标准）作出清晰定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州立法的这种目的审查，其内核涉及联邦与州（中央与地方）和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两对基础关系。
在具体立法过程中，立法目的……必须要受到既有法律体系的限制。[35]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相关规定并未直接与有关上位法抵触。
这显然属于考察了该地方性法规立法宗旨意图的判断，而非仅基于客观规范直接外显内容的文本审查。[36]2015年修正后的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2条规定，超生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1]该审查涉及了对该条例中具体文本内容是否与上位法规定相抵触的判断。表1 各国地方立法审查所涉之权力关系 简要回顾这些典型审查基准的发展史(参见表1),不难发现它们都建立在某种权力关系基础之上。
[48] 应当指出，完整的审查基准运用除前述三个内部展开步骤外，还应包括第四个步骤，即根据前述审查判断选取强度不同的处理方式。换言之，此处的考量提出了超越合乎规范文本的更高层次要求，即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国家政策需要。规范体系的问题，笔者于本文中已经指出，制度实践中则长期存在着柔性纠正机制的路径依赖。因此，作为审查权力应用的具体结果，与犹在不断强化自身存在的监督权能相应的是，展现审查基准的审查案例实践也必然呈现出由自身向外延拓展的样态，更直观地展示出一种权力的逻辑。
与之相应，在实践中的地方性法规审查展开了考察立法宗旨之价值目的审查。首先，根据各地方与中央权力关系的差别，合目的性考察在具体个案中有所区分：对苏格兰地区立法的审查是构建人权保障的统一法律秩序，对北爱尔兰则更倾向于尊重地方自治——从不同的权力关系出发，英国议会进行立法审查时的干预程度不尽相同。
《决定》规定：露天焚烧秸秆没有当事人的，由农业经营主体承担责任，可以对农业经营主体主要负责人处罚款。[30]裴洪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立法原则的法理基础》，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
总之，我国立法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立法监督活动，[2]对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成为了新时期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的审查案例中，同样可以发现这一清晰的展开逻辑。
